以此同时，美国的城市与农村出现了明显的分化，在1900到1920年间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了80%，而农村人口仅增加了13%，城市人口的增长，使得饮酒量大幅上升，城市中的酒吧、酒馆、赌场和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这些生活方式的变化，极大的挑战了美国乡村清教徒们的价值观。

这使得他们成为美国《禁酒令》的坚决拥护者，随着对禁酒令的支持者越来越多，他们形成了反饮酒联盟，包括不少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及政客们各自组建的联盟，这些团体开始通过各种途支持禁酒令的形成。

禁酒主义者的各种公开活动开始起效，在1916年时，美国23个州通过法律关闭酒吧和酒馆，并且禁止生产酒精饮料。在1917年11月时，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生产白酒的法令，在1917年的12月，美国的国会又以参议院投票65比20、众议院投票282比128的领先优势批准了《禁酒令修正案》，并在1917年7月正式生效。

宪法修正案生效后，所有的酒吧经营活动都成了违法行为，在1920年1月，《禁酒令》正式成为美国的法律《国家禁酒法案》，此法案也被称为《沃尔斯特法案》，虽然威尔逊总统当时对这一法案行使了否决权，但由于议会制的原因，未能阻止此法案获得通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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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酒令为什么又被废除？

美国《禁酒令》的正式立法，让反酒人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是这一法案虽然获得通过，却未得到美国大众的支持，在1931年美国进行民意测验时，《禁酒令》问题成为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，甚至超过了其他的司法及就业问题，大众并不认同禁酒令这一法律。

在此情况下，美国的民主党派和天主教徒又发起了反《禁酒令》的各种运动，当美国进入大萧条之后，民主党人走上了政治舞台，重新成为美国的执政党。

在1933年，美国宪法第21条修正案通过，美国的《禁酒令》也正式被废除，1933年12月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治都批准了这一修正案，美国宪法第21条修正案撤消了第18条修正案，这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撤消的修正案，宣告获得立法的《禁酒令》在13年后寿终正寝。

其实，在美国《禁酒令》的实行的期间，美国也并没有真正实现“禁酒”，因为人们在家里、在宴会上适当饮酒，本身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禁酒令实施后，人们不但没有不再饮酒，而且还出现了饮酒数量继续增长的趋势，禁酒令实施后，人们对酒的人均消费远远超过禁酒之前。

并且，《禁酒令》还导致了酒类价格的飙升，在 1920年代中期时，啤酒、白兰地、烈性酒的价格上涨了3~7倍，并且人们的饮酒偏好从啤酒转向了蒸馏酒（更容易提取），《禁酒令》使得数百万的美国人更加倾向于饮用烈性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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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酒令初衷与实现情况的偏差

美国《禁酒令》的拥护者当初为了推动禁酒令生效，提出了很多饮酒的危害及禁酒令将带来的好处。

在白酒的危害上，他们认为：

第一，白酒是一种有毒的液体，对所有生物都有害，自然对人类也明显有害；第二，白酒是一种“毒品”，会让人上瘾，从而让无数人成为白酒的“奴隶”；第三，白酒会让大多数人饮酒后不工作，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，从而剥夺大众的财富；第四，白酒会让多“酒疯子”们精神错乱，从而引发大量犯罪；第四，白酒会导致政治腐败和大众道德败坏；第五，白酒会降低国民整体的素质，对国家的自由与制度产生负面影响；第六，白酒会破坏家庭和睦，影响国家教育进步......总之，白酒的危害太大了，甚至比战争、瘟疫和饥荒加起来的危害还要大得多。

而他们认为通过禁酒令，则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，减少腐败等，这甚至得到了当时大实业家洛克菲勒的支持；另一方面，禁酒令可以明显降低犯罪率，让整个国家更加安全。

但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与禁酒令的初衷却出现了明显的偏差，禁酒令生效之后，正规的酿酒业和蒸馏业成为违法行为，这就导致在这一行业中的无数人都失去了工作，美国的失业率大幅上升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经济衰退。

并且，为了实施禁酒令，就需要大量的禁酒执法以及关押违法人员，使得民众为此缴纳更多纳收，而政府又因禁酒令而失去了酒行业带来的税收收入，税收负担加重，民众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，进而出现了公务员贪污腐败等现象，恰恰与当初禁酒令拥护者提出的目标背道而驰。

在犯罪率方面，《禁酒令》生效之后，美国的杀人犯罪率有增无减，而且出现加速上升之势，1921年为实施《禁酒令》的第2年，每10万人中就有8.8起杀人犯罪，犯罪率上升了19%，达到美国最高杀人犯罪率的纪录。

通过数据可以发现，在《禁酒令》令实施前10年，美国每10万人杀人犯罪率平均为6.1，而在《禁酒令》实施期间，每10万人杀人犯罪率平均为8.4，特别是在禁酒令实施的最后一年，每10万人杀人犯罪率平均高达9.7，而在《禁酒令》取消后10年，每10万人杀人犯罪率为7.0。可见，《禁酒令》非但没有降低犯罪率，反而将犯罪率推升到美国历史最高的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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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酒令失败的启示

上世纪初美国禁酒令的失败，属于行政式决策的典型失败，用少部分人的意图和道德评判标准来代替市场化决策，最终带来的坏处反而大过了其所带来的好处，这是一种少数人强加于多数人愿望的错误决策，既浪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，也切断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渠道，不但没有减少犯罪，还助长了犯罪率的上升。

美国的《禁酒令》也被相关学者评为美国过去100年里最糟糕的经济决策之一。

以史为鉴，美国《禁酒令》的失败其实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：通过行政来影响人们从事互惠互利的交易很难获得成功，而且还会产生更多负面的影响，当人们自由的互利行为受到限制时，他们会采用更多手段来达到目的，突破法律和条款的限制，从而出现大量让人感到遗憾的结果，这反而会帮助犯罪份子富裕起来，比如从事非法经营、走私等可以更容易获得暴利。

比如当人们都争相购买某一商品时，首要考虑的是大众的需求有多少，从供需关系找到平衡点，而不是盲目的限购，因为限购会造成更严重的供需失衡，同时会让很多人寻求突破限购的约束，从而滋生出权力寻租等等负面影响。

因此，经济决策更应该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，合理考虑人们的正常需求，需要考虑行政政令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，从而更为长久地、广泛地利弊权衡，否则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并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很多经济决策，可能最终带来的坏处会远远大于其产生的好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